臺北北平東路上有一個國際藝術村，裡面有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家，20多歲時我很常去那邊排練。印象中這些外國人手上常常拿著啤酒，自在有型地穿梭在裡面。那時我常想，「駐村」到底是什麼？可能有一些像我這樣的人，很晚才獨自踏出臺灣。

低頭

2014、2015那兩年，舞團停了，內心有無法言說的失落，其實腳踝的傷不再能夠負荷那樣的跳。施力不均的腳板併發了足底筋膜炎，連同膝蓋，先是平衡失控，接著所有的力道拋接都無法施展。一邊停掉所有跳舞的工作，另一邊創作的能量和經驗根本無法補足不跳舞的匱缺。我還可以怎麼跳？我能夠編舞嗎？整個人灰濛濛的到了巴黎，2015年2月2號早上7點多，計程車外下著雪，我慣性低頭確認，腳踝又硬掉了。

酪梨鮮蝦

與我同一時期駐村的，也是當時正在轉型的藝術家林人中，他大膽自由，總有些令人開心興奮的點子，他會在討論餃子餡料時提議酪梨鮮蝦、會當你盯著藝術節資訊時打開電腦下訂機票說走就走、會要你在地上爬一個小時，也會明快地告訴你：「不能跳就重新找啊！」，對啊，不能那樣跳了就重新找啊，不要再想那樣的舞蹈了，先看一些別的！

用膠帶把自己貼在牆上、不斷撞壁的人、在身上畫叉叉、頭頂花盆目光失焦的裸身行走，乾嘔、低鳴、眼白外翻、蜷著身體跪趴在地、如牛隻或任何四隻腳動物流著口水的表演者。我看了6個月，從不知道在看什麼到好像看出一朵花。在某些微光閃現之時，我覺得至少他們有自己。

行為藝術家林人中要我以爬行作為移動機制，從不得不和姿態去處理當下的情境。圖：陳歆寧

吃乖乖長大的

行為藝術工作坊：對牛彈琴。
錄像作品《衣服曬乾才能穿》，2015年展於法國巴黎Rue Francaise 。

有一次我去看一場演出，演出場地裡還有其它空間。當時臺灣還沒看過遊走式演出，早早進場等待，怕隨意的動作和聲音都可能打擾到別人，後來陸續有些觀眾進場，人們自由交談四處遊移。我看著側邊那個沒門的小空間，終於決定移動過去，往裡探了探，還是打住腳步，輕輕問了身旁的白人女生「請問這裡可以進去嗎？」，白人女生回答「當然，沒有任何標示，如果不行會有人來阻止你。」，她的身體姿態和語境都流露著無比輕鬆和自在，當下我像是被狠狠地上了一課「沒有說不行就是可以！」，而我們總是認為「沒有說可以就是不行！」，真的吃乖乖長大的！

藍色生日趴

Party現場實在是太暗了，捕捉到一張壽星歡樂的模樣。

65歲醫生朋友邀請我參加他的生日派對，訊息寫著「Dresscode Blue」。為了第一次趴體準備了藍色蛇紋褲、藍色襯衫、蛇紋皮鞋、深色口紅，還擦上藍色指甲油。到了現場，我最無聊。上樓時先有個戴著藍色面具的男人走下來，接著被後方一隻全身羽毛的藍鳥超車我，連身迷你短裙、藍鑽高跟鞋、頭上的冠大概有60公分，小姐視覺年齡約莫70歲。

還是不得不正視「我們沒有趴體文化」這件事。

在我們生活中，身體好像不大有出界的時刻。我們較少穿著讓身體線條清楚外顯的服裝、不常有相當完整的妝容、幾乎沒有機會扮演成另一個角色。所以我們除了身體不大知道能有「那樣狂放」快樂的權利，能建立幽默感和玩的勇氣也相對有限。生活中可能是阿公阿嬤生日切蛋糕的時候最快樂，吹完蠟燭馬上回到電視和聊天。將近凌晨3點，我看著這麼一群6、70歲的頑童，撞破了酒杯，還調皮地把碎玻璃往桌子下面踢！音樂暫停，麥克風傳來（應該是）「注意！注意！這張桌子下有碎玻璃，大家小心喔！」，引來一陣歡呼笑成一團！好歪好醉好年輕！

真的羨慕，不單指狂歡，而是狂歡背後許多的許多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的朋友抱著聖母院旁邊的一盞燈，才說好想哭就哭了，邊講邊哭邊講邊哭……，我看著她正健康的釋放壓抑許久的煩惱和糾結，「酒精是個好東西誒！」我心想。

Yannick

雖然週末的夜晚處處是趴體，夜間公車盡量不要獨自搭乘，特別當公車駛離市中心，人們會更加直接的打量你。我常常利用巴黎完整的公車路線，帶我認識區域的樣貌，從一處上車，繞完一整圈再回到原地。有一回到了一個風景得宜的地區，下了車走上一座路橋往下看，頓時覺察後方有人，轉身，兩名黑人男子似乎要圍住我，與我距離大約1公尺。我臨機一動叫了「Yannick！」，拔腿朝對街的男人奔去！胡亂解釋一通迅速跳上公車，驚魂未定許久。

另一次是在雅典，當時希臘宣佈破產，當地狀況非常糟糕，少有店家營業，據說銀行也領不出錢來。有一天上衛城看日落，下山後天色已黑，前方有一位貌似流浪漢的男子，行動並不是太方便，他回頭看了我，停留，又看了我。我放慢腳步注意四周的其它路徑，突然衝出兩隻大型流浪狗，打結的毛髮和大面積的皮膚病，在我身旁撲咬咆哮，我被近距離的危險和威脅嚇哭了！下一秒我的袋子從後方被拉扯，他邊笑邊講什麼我聽不懂，手上的瓶裝水被我捏爆，奮力一扯逃離了原處，我一直跑一直跑，水灑得滿身，這次不止驚魂未定，直接牙痛到離開希臘。

蘿蔔冷湯

到巴賽隆納參訪Aerowaves藝術節，準備用4天時間看好看滿。每天晚間可以用票卷在大廳換取餐食。最後一天，藝術節發放餐點的阿姨似乎已經認得我的臉孔，領餐時跟我聊上兩句：你從那裡來？你正在旅行？妳也是舞者嗎？……這是你的食物，享受它，還需要什麼嗎？

我：「不好意思，請問你們有微波爐嗎？」
阿姨：「喔不！對不起亞洲人！」
我：「我真的好想喝熱湯！」

我們笑成一團。

回到巴黎立刻打開型男大主廚，確認順序，熬煮，等待。湯，不僅要熱，而且要清。

家鄉

駐村後風格大變，還是喜歡極簡，並同時對混亂與拼帖的文化美學著迷。
圖為2018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作品發表《臺灣製造》（2019）。攝影：陳長志、舞者：王筑樺

複製家鄉味道的執念總在遙遠的他方，被搶劫的那一夜邊哭邊寫名信片給家人。雖然我們沒有趴體文化、雖然奶奶96歲還是覺得女性不該露齒大笑、雖然我們總是被訓練成一模一樣，但我們真的也相當酷炫荒謬，遇上能名正言順釋放情緒的場合，像是廟會、選舉造勢、地方喪禮（哭、跪、爬）等，人們便以戲劇張力十足地方式，體現壓抑和規範的潛存。回臺灣之後去了一趟媽祖遶境，也想起了小時候路邊的蚊子電影院、工地秀、歌仔戲……什麼沉浸式、遊走式演出沒看過，我們根本超沉浸！超遊走！

土生土長的亞洲藝術家

花了很多時間走路，花了很多時間想著過去從來都沒想過的問題。如果Pina Bausch舞者在台上穿的就是她們的日常，那為什麼我們會輕易的把緞面禮服和禮帽擺放在我們的作品裡？又為什麼我們想到高雅總會連結到西方的古典樂？我們是被西方的美學綁架？還是我們根本沒有意識或認可自己的文化價值？歐洲不再是透過印刷和螢幕的扁平想像，而是立體的肉身經驗。在那邊的啟程隨意就跨越了好幾個國家、好多種語言。我們從南到北，只要兩小時高鐵，中文和臺語幾乎都能順暢溝通。這樣龐大的歐洲陸地，對他們造成什麼影響？他們是否也因此既獨立又保持變動性？

駐村結束前與聲音影像藝術家林經堯合作《就在》演出於巴黎市政廳。

那半年內在異常混亂，所做的作品也都還是很裡面，駐村到底該做些什麼？我想可能有一些像我這樣的人，很晚才獨自踏出臺灣，面對34歲才到來的「文化衝擊」，同時要你暫停，就好好暫停的6個月，對我而言是極為重要的生命歷程，幾乎重置了我整個人和環境之間的認知。駐村沒有絕對，端看它對你而言是什麼？

對了

對了，還有一件事，去被嚇一下，回臺灣後上台前居然平靜自在，可能衝擊真的有點大。

作者：林祐如
編譯：英科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